《白日焰火》解说文案_刁亦男作品怎样迎合柏林电影节口味

《白日焰火》解说文案_刁亦男作品怎样迎合柏林电影节口味
中国犯罪/剧情/悬疑电影《白日焰火》，于2014年上映，由刁亦男导演，刁亦男编剧，影片讲述了五年前，吴志贞的丈夫梁志军被认定死于一桩碎尸案，张自力击毙了持枪拒捕的凶手。五年后，又发生了类似的连环案件，并且这些死者都曾与吴志贞相恋。张自力在接近吴志贞时飞蛾扑火般爱上了她，也发现了五年前的真相……。
刁亦男作品怎样迎合柏林电影节口味文/马庆云我在昨天的文章中写到，柏林电影节的大奖，有自己的运作规律，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之所以能够拿到大奖，是因为有柏林电影节的首席赞助商（中国品牌）愿意按着这个规律来运作此事。有网友留言认为，这个“运作规律”属于黑幕，外国人没咱们中国人那么多心眼，是咱小人之心了。我文章中用到的是“运作”，而非“操纵”，这一点必须明确。当然，光有运作还不行，老子再厉害，遇上李老二那样的孩子，也没辙。所以说，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能拿大两个柏林电影节的奖项，一方面，是运作路子顺堂了，一方面，也是自身的作品符合柏林电影节的口味。注意，我这里用的是“符合”二字。艺术的优劣，是没有具体参照标准的，即使是电影节颁发了奖项，也并不代表该部作品符合全体观众的艺术口味，只能代表，它在一定程度上，敲好符合了评委口味罢了。欧洲电影门类很多，在一百多年的电影历史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思潮，这一点，与欧洲文学类似。同中国情况差不多，欧洲的文学思潮也领先电影思潮十年或者更多一些。在中国，当下最有价值的电影，大多是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这一期间产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影视剧改编——虽然这种改编，依旧步履维艰，如《白鹿原》、《一九四二》等等。欧洲文学在思潮上，早已进入表现主义有十年之久。中国文学之所以在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上不再前进，与社会现实与创作阻力有直接关系。因此，适合欧洲艺术口味的电影，大多是表现主义的。在中国当下，最有价值的那些现实主义的电影，反而不适合他们的口味。在中国，有个很有趣的事情，用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展现电影，还是用表现主义展现电影，是区分真文艺与伪文艺的主要硬性手法之一。前者，如郝杰的《光棍儿》、蔡尚君的《人山人海》、韩杰的《hello!树先生》，都属于直面现实的作品，还有一些更加赤裸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在中国，暂时得不到展映的机会，不赘述。这一类型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满足欧洲电影人士对中国穷乱差的道德意淫，但因为表现手法并非他们“主旋律”的表现主义，所以，很难获得大奖认可。中国玩文艺片的导演，很多也是有投机心理的。鲁迅先生早就讲过，一要生存，二，才是发展。很多文艺片导演第一部或者前两部能够不管不顾，由着自己性子来，后来的，就越来越迎合一些东西了。比如，李玉，她以文艺片导演标签出道，也有《红颜》等现实加浪漫的文艺作品出现，后来，就靠着范冰冰这个大牌，越来越迎合市场与观众口味了，到《二次曝光》的时候，显然是在装文艺范了。再比如，娄烨，他早先也不管不顾了几部电影作品，但后来，迎合了欧洲电影品味，玩《花》、《浮城谜事》这样的电影了。娄烨能在欧洲拿很多奖，是因为他近些年的几部电影作品，已经摸透了欧洲的表现主义是个什么玩意了。像《花》、《浮城谜事》这样的电影，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按着中国当下的艺术标准而言，并无现实主义的根基，也没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表现主义，重在表现，她的全部命脉都在于所表现的事物本身，而非被表现事物携带的道德价值与精神意志。中国的社会现实造成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与电影艺术等需要讲故事的艺术形式，迈不过现实的门槛。表现主义，在中国，是偷奸耍滑罢了。我为什么说这是偷奸耍滑呢？表现主义在中国，不过是以艺术范说了一个根本没有现实启示意义或者社会批判价值的故事罢了。“艺术范”很重要。我经常用俚语说这种艺术范为装逼范儿罢了。一面用艺术来标榜自己，一面有根本不触及中国艺术的“文以载道”的要求。话到此处，便可以引出今天要聊的导演刁亦男来了。刁亦男导演，从本质上来讲，很贴近张杨这样的违和导演。张杨的电影，都是讲爱的，没有任何艺术锋芒。这种范儿，既文艺，又稳妥。蔡尚君导演的《红色康拜因》也属于不敢有锋芒的电影——父子矛盾，根源是贫困，造成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又不敢深入展示了。可喜的是，蔡尚君在《人山人海》（获奖版本）中通过对黑砖窑的现实主义展示，为自己扳回一局。刁亦男编剧、导演的作品，第一部，还是有一点锋芒的，叫《制服》。《制服》讲的是一个小青年依靠一套警察制服小得意了一把的故事。刁亦男的锋芒，正在于对中国话语语境中“身份象征”这一问题的艺术关照。当然，刁亦男的这部电影，更多的，是学习甚至可以说是抄袭了贾樟柯《小五》的灵感，但缺少贾樟柯的土气——因为刁亦男编剧导演从本质上讲，并非下里巴人出身，没有底层生活语境。这正是我上边所说的，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若是玩艺术片的话，往往不管不顾。但刁亦男出道晚，但却上道快，他的第二部电影《夜车》显然摸准了欧洲电影节艺术口味的屁眼。《夜车》，讲的是一个女法警依法处决了一个妓女，妓女的男人找女法警报复，女法警正苦闷呢，就让这男人把自己草了。欧洲电影节喜欢什么口味的电影呢？首先，自然是镜头中要有真实的中国三线或者四线城市最好是农村的场景，落魄的最好。第二，最好有中国话语权利送出来的那些影片不愿意触碰的人物和故事。第三，要有草。四线小城市一个女法警跟被处决的妓女丈夫草上床的故事，《夜车》，的确符合欧洲电影对中国的期待。但是，当我们反观《夜车》并将其拿回中国话语语境的时候，突然发现，它也《花》、《浮城谜事》一样，都是伪艺术的装逼范儿罢了。中国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他们并非电影中的沉闷木讷，现实中，根本找不到电影中的对应人物。艺术装逼范儿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人公断然是不怎么笑的，一脸苦闷的艺术严肃。《夜车》里边那个挨草的女法警，俨然文艺女青年的忧伤人生。这种脱节的剧情，对中国现实，造成不关照，何谈什么批判呢？也因此，电影在权利话语语境那里，是稳妥的。而在欧洲评委那里，又可以说，我这是表现主义的。表现主义，重在表现，而非所表现事物之上的社会价值。所以，你根本无法找出《夜车》的“文以载道”载的到底是什么道。因为它本身便没有“道”，不过是为了装艺术而装艺术罢了。再到《白日焰火》，刁亦男导演在自编自导的第三部作品中，早已经将这种圆滑玩的世故有余了。艺术范儿还是要装的，但断然不对中国真正的现实造成批判，还是要有爱，要因爱而草，要因草而产生乱七八糟的爱，因乱七八糟，而造成剧情推进。《白日焰火》与《夜车》如出一辙，但在表现主义的偷梁换柱上，做的更隐蔽了。这种电影，对中国现实之进步，并无任何推进意义。而刁亦男本人，在导演功底上，显然不足。他的三部作品，都是剧本大于影像。想要表达的感情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充沛感”的，但却无力用影像的方式很直接地传达出来。这种矛盾，造成他影像手法上的混乱，沉闷，臃肿。用文字说话的刁亦男像一位违和的诗人，而用镜头说话的刁亦男导演，却似一个哑巴。欧洲人向来不喜欢美国人那种没文化的噼里啪啦地用镜头说话的方式，将奖项颁给哑巴一样的娴熟于他们表现主义的《白日焰火》，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