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女孩》解说文案_丹麦女孩：唤醒沉睡的另一个自己

《丹麦女孩》解说文案_丹麦女孩：唤醒沉睡的另一个自己
英国| 美国| 德国| 丹麦| 比利时传记/剧情/历史电影《丹麦女孩》，于2016年上映，由汤姆·霍伯导演，DavidEbershoff 露辛达·康逊编剧，影片讲述了本片由露辛达·康逊担任编剧，根据David Ebershoff在200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改编，后者的小说则受伊恩娜·维金娜的真实故事启发而虚构的。伊恩娜最初本是男儿身，他的妻子格蕾塔·维金娜是一个画家，恰好需要一个女模特，于是她让自己的丈夫扮成女人当自己的模特，没想到画出的作品很受欢迎，哥本哈根到处都有伊恩娜的肖像，1931年伊恩娜通过手术将自己改造成女性，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变性人。。
当艾纳站在穿衣镜前凝视着自己的裸体并试图隐藏自己的男性生殖器官时，那一刻，他的肩上仿佛生出了一对美丽的羽翼。曾执导《国王的演讲》并凭借此片成功问鼎奥斯卡的导演汤姆.霍珀，这次将镜头对准了世界上第一位变性艺术家，而曾出演《悲惨世界》和《万物理论》的“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以极其细腻传神的表演为我们奉献了出神入化的精湛演技，将一位变性艺术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演绎的令人倍感心酸与苦涩。相较于“同性恋”，“变性人”在主流话语体系里更是一种小众且异质的存在，而这个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丹麦的故事，却将“变性艺术家”的生活以毫不隐晦的方式呈现出来。电影中，艾纳第一次有“女性意识”，是在自己的画家妻子格尔达递给他一件女士的裙子让他代替爽约的友人扮演女模特的角色。当他的手触碰到丝一样顺滑光洁的长裙时，竟然流露出悲喜交加的感动，眼中溢满了泪水。而妻子这时并没有发现艾纳的异常，只当是夫妻间的一场游戏。然而，“换装游戏”过后，艾纳仿佛觉得自己生来就该是女人。在这一性别意识的转变过程中，艾纳的表现层层递进，而妻子格尔达的情绪的掌控也极有分寸。两人谁都没有对此表现出绝望，艾纳更多的是一种期待，期待自己化身成蝶的那一刻；而格尔达，始终不离不弃，带着艾纳先是看医生，然后找到了艾纳儿时最亲密的朋友汉斯。这一场对抗自我的战役，因为有了汉斯的加入，而显得温暖。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不认同，这恐怕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社会的舆论压力倒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自己能否承受变性的难以想象的痛苦过程和承受变性带来的社会身份的转变，这牵系到对自我的再一次重新认知，难度可想而知。影片中，“小雀斑”的“女人化”的肢体语言加上灵动的眼波流转，似乎让我们暂时忘却了这是一部有关“变性艺术家”的电影，而使我们产生了艾纳本身就是女人的错觉。回想起“小雀斑”上一次出演《万物理论》的霍金时，将一位高位截瘫的科学家演绎的颇见功力，这一次扮演变性人的难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做到了。电影中，艾纳不愿再做男人，连在家里面对自己的妻子格尔达都穿着女人的衣服，涂着口红，画着眉，戴着假发套。起初，妻子尽量理解艾纳，并以艾纳的女性装束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的画作，拿到画商那里去卖，取得了去巴黎参加画展的机会。艾纳为她高兴，同时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艾纳与格尔达的床中央拉起了一道隔帘，艾纳终日都打扮成女人的模样，连梦里都梦见自己成了“莉莉”（艾纳的女性名字）。妻子格尔达这才想到要带艾纳去看医生。第一个医生经过粗略的诊断，准备给艾纳“上手段”，也就是利用仪器为艾纳找回自己原本的男性意识，实际上他并没有意识到艾纳问题的症结；第二个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艾纳精神有问题，要将他锁在医院里，艾纳及时看到了医生的诊断结果，从窗户逃了出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神经病，两位“庸医”都没能解除艾纳身上和精神上的疾患，而当妻子格尔达提出见最后一个医生时，艾纳同意了。这个德国来的医生用另一种思路诊断艾纳，认为如果艾纳像想成为女人，那么他可以让艾纳成为彻底的女人。艾纳听到这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束光亮，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在，他感动，他欣慰，他的期待终于要变为现实了。尽管手术有着极高的风险，但艾纳还是义无反顾。结局可想而知，艾纳躺在医院的花园里，在格尔达的身边永远的闭上了双眼。格尔达和汉斯，回到了艾纳当年作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放飞了艾纳的黄色丝巾，看着它越飘越远，仿佛艾纳自由的灵魂。社会发展到现在，人们心中留存的一些固有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是根深蒂固。此类题材的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还是一个空白，但国外的同仁们，居然能把这样一种题材的电影拍的细腻、感伤、唯美而动人，首先需要冲破的还是思想的禁区。“做回我自己”——如今，这样一种口号已成为一种潮流，但谁又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悲欢苦辣？“变性”只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与自身的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息息相关。所以，看待变性人，绝不能用“此人不正常”的眼光和狭隘世俗的心理去衡量。其实，多元化的社会就应该是吸纳各种各样的所谓“异质体”，并让每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社会成员都能融入人群，适应社会。《丹麦女孩》中的“变性艺术家”虽然最后的变性手术失败了，但是她的死亡代表了另一种的重生。她的事例，鼓舞了前仆后继的变性运动，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具包容，同时，也颠覆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更能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畸变和不公，唤醒了我们内心沉睡的另一个自己。我想，这就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