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崩塌的大明王朝与历史的现实意义

《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崩塌的大明王朝与历史的现实意义
中国剧情/古装电影《大明劫》，于2013年上映，由王竞导演，谢晓东 周荣扬编剧，影片讲述了1642年，农民起义军头领李自成包围了开封城，朝内此时已无大将可用，多疑的崇祯帝不得不将饶勇善战桀骜不驯的明末名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受小人陷害已入冤狱三年的孙传庭已完全不知外面的世界，向崇祯夸口只需精兵五千便可剿灭李自成，喜出望外的崇祯命其即刻赶往潼关点兵，去解开封之围，同时密令孙传庭干掉拥兵自重的陕西总兵贺人龙。　　自崇祯即位以来，连续性的北旱南涝造成全国性的大灾荒，瘟疫流行，饿死病死的人横尸路边荒野之中不计其数，仅苏州一地人口即由23万户锐减至5万户。苏州吴江县中医吴又可在实际治疗病人过程中发现传统中医理论对于瘟疫束手无措，立志寻找瘟疫发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遂朔流民逆向而动，意在找到该病的发源地。1642年，吴又可来到了潼关。　　踌躇满志的孙传庭在设计斩杀了贺人龙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缺兵少将、枪锈炮的局面。明朝兵制为世袭屯兵制，长达200多年的和平，使得大量屯田被土豪恶绅据为己有，军官长期吃空饷使得实际兵员不到在册数的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瘟疫使得现有军兵大幅减员。面对李自成百万大军，孙传庭自知毫无胜算，上奏崇祯请求增兵支援。天性多疑的崇祯怀疑孙传庭借故拖延，连发圣旨命其速出潼关剿灭李自成以解开封之为围。当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按照官制孙传庭并无权利向他们强力追讨以往偷逃的税款以充军饷，而没有军饷又如何募兵制造武器？孙传庭几临绝境……　　几乎同时，可怕的瘟疫在军营中开始蔓延，朔病寻源的吴又可来到军中。他向孙传庭和其老师赵川解释说，这是由一种无形无色无味的疠气，经口鼻传染的温病，决不是传统认为的普通受寒发热，不可按经方治疗。孙传庭及赵川不听吴又可的良言忠告并视其为骗子，面对纷纷病倒的兵士仍然按照张仲景的经典之作《伤寒论》施治，其结果是轻者加重，重者身亡，疫情完全失控，每天死亡军兵人数的报告让孙传庭的神经几近崩溃，不得已，孙传庭命人请回了吴又可……崇祯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给孙传庭下了最后的通牒。万般无奈之下，孙传庭率队出潼关追剿李自成，为了确保胜利，孙传庭邀请吴又可随他一起出征，以防吴又可被李自成抓去为起义军治病，但见吴又可去意已决，孙传庭便密令人将其斩杀。　　吴又可已料到命将不保，连夜逃走……　　孙传庭战死，1642年底吴又可写出传世之作《瘟疫论》，1644年明朝亡。　　《瘟疫论》奠定了传染病治疗与控制的中医理论基础，它作为《伤寒论》的补充，至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2003年非典时期，新加坡一位医生给中国卫生部发来传真，告知《瘟疫论》中的一个经方“达源饮”治疗非典有奇效。。
隋唐宋，元明清。王朝更迭原本是一家一姓的此起彼伏，却每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输的是夏桀商纣遗臭万年，赢的是唐宗宋祖流芳千古。但每每也是这种时期，才有着将星云集、高潮迭起的惊心动魄，才会迎来又一轮的文治盛世、国泰民安。而这些大时代，也向来是后世所津津乐道的题材，它们化身小说、戏剧、话本、演义，在文学家和民众间口口流传，生生不息。而在现代，又化作无数影视作品所钟爱的题材。但比起秦汉、三国、隋唐，明清之交似乎在文艺上的表演并不出彩。或许是外族打败汉人的剧本容易伤害我们的脆弱民族心，又或许是缺少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将良相，却又有太多让人切齿的汉奸卖国贼。总而言之，除开个别以满清入关为视角的作品外，难觅此类作品踪影。但《大明劫》偏偏不信这个邪，其结果是口碑飘红，票房却真的成了劫数。导演王竞本职是北影副教授，作品不多却颇有经典。特别是一部《万箭穿心》，道尽时代沧桑下的小人物悲歌。此番摇身一变，将目光放到三四百年前的动荡时代，乍一看似乎跨度颇大，其实内里却不过是一体两面。所谓“忧其民”与“忧其君”，不过视角不同，反映的都是王竞这位颇具知识分子情怀的导演的思考，也显示了这样一位“学院派”与同样以独立电影起家的贾樟柯、王小帅甚至宁浩等“原生态”导演的不同。作为古装战争题材，本片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在场面上下功夫，抛去票房上的考虑，仅仅是还原真实性的需求，也会让一般创作者着力打造机场硝烟弥漫、血腥刺激的战争。而王竞在本片中却似乎刻意回避了这样的画面，除开开篇对开封战场的寥寥数笔，几乎整个故事都将舞台集中在了潼关的军营之中，描述着大战来临前的厉兵秣马。本片票房的惨败，或许不乏此种原因。但在看似简单的留白之后，导演却用流畅叙事和奇峰突起的种种细节，手术刀般为观众剖析着一个巨大王朝如何千疮百孔、行将就木。这短短一百分钟，如同一篇历史专著，将末世的诸生乱象淋漓展现无遗。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大明之糜烂，从朱元璋那一整套政策便扎了根，大老粗的明太祖偏偏是个制度控，妄图以一己之力定下万年不易的祖宗成法和江山永固，而其中许多罔顾经济规律和人性根本的胡来之举，让大明这棵参天大树一点点从根处腐烂，哪怕是期间那么几十年的盛世，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电影中主要着墨的，是豪强土地兼并，官绅勾结，其实背后，是朱元璋发明军户和屯田制度。藏兵于民原本是个很好的设想，不费国家粮饷更是看似两全其美。但事实上，不但极损士气，长此以往，更是难以寻找可战之军、可用之粮。所以从戚继光开始，明朝后期的名将们基本上用的都是自募军队，真正军户，早已沦为与农民无二的账面战力，万无一用。明朝后期军事上的羸弱，不能不说是烂在了根上。对此，钱穆先生的大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黄仁宇先生以《万历十五年》为代表的数本著作中，都有颇为一针见血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寻来阅读。而军队的军阀化和中央军战斗力缺失则几乎是每一个王朝末日前的必有景象。汉末群雄并起，唐末藩镇之乱，无不如此。但明朝的特殊，在于甚至连军阀们也如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孩童，任由此起彼伏的农民军玩弄于鼓掌之中。偏生还彼此嫌隙，甚至养寇自重，偌大的一个王朝，就这么忘在一群乌合之众手中。当然，当时明朝还有最后的一支精兵，可惜远在关外，被满清所牢牢牵制，对于关内之势，实在束手无策。有了这样的军队，这样的下属，哪怕孙传庭再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闯军的全民战争。更何况，他还只是个投笔从戎的书生。在今天看来，孙传庭率数千军马抵抗闯军，像是飞蛾扑火与以卵击石，但在当时，却是一次扶大厦于将倾的尝试，一次救亡图存的最后机会。但他外有缺粮缺饷之困，又遭瘟疫流传之灾，内有刚愎自用的崇祯胡乱指挥，其败亡的结局，也就命中注定了。电影采用了一种反高潮的叙事方法，从出征到阵亡，只用了一个镜头的切换，而战场上的尸横片野又与吴又可的新书蒙太奇展示。这其中的留白颇值得品味，展现出导演偏向现实主义的独特艺术观。虽然本片的主要线索集中在明末官军与闯军的一场战役，但更多的笔墨却放在了曾为御医院医官，却自愿江湖行医的吴又可身上。事实上，电影中的孙传庭和吴又可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孙传庭斩恶军、杀劣绅、处死失职手下，杀伐果断，毫不留情，而吴又可行医用药剑走偏锋，驱虎赶狼，虽然医道军道不尽相同，但也算是颇有担当的人物。但终于，一个马革裹尸，身死国灭，只留下“传庭死而大明忘”的丹青结语，而另一个相比而言虽是小小人物，却留下不朽医书，光照后世。他们的生命孰轻孰重，又有谁说得清楚呢？其实吴又可虽然却有其人，却是一直生活在苏杭一代，与孙传庭抗闯毫无关系。导演将二者放在一起，明显是用“戏说”的手法，构建起自己宏大历史观下的主题表达。但除了主要人物的“拉郎配”以外，电影中对历史细节的还原颇让人感动，也是国产历史影视里难得的良心之作。从服饰到建筑，再到明军所使用的火器，创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和布景真实得让人感动，而这种尊重历史的精神，也是现在太多的影视从业者们最为缺乏的东西。王竞的几部作品虽然都在专业人士和影评人中获得了较高好评，但他的缺点也同样显而易见，那就是对于作品主题关怀和人文气息的把握，远远高于对镜头语言和视听技巧的运用，再加上宏大场面的缺失，这一锅营养丰富的汤，口味却难免清淡了些，习惯了重口的观众不买账，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历史题材，特别是严肃历史题材另一个难拍之处，在于难免有与现实政治联想之嫌，审查时很难做到政治上的绝对正确。对于创作者而言，无论是否有以古论今的企图，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若失了以史为鉴的作用，历史就变成了任人打扮和娱乐的小姑娘，而我们就成了杜牧笔下“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的后人了。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这才是所有历史题材应有的主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