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瘟疫与政治，人心与人性

《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瘟疫与政治，人心与人性
中国剧情/古装电影《大明劫》，于2013年上映，由王竞导演，谢晓东 周荣扬编剧，影片讲述了1642年，农民起义军头领李自成包围了开封城，朝内此时已无大将可用，多疑的崇祯帝不得不将饶勇善战桀骜不驯的明末名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受小人陷害已入冤狱三年的孙传庭已完全不知外面的世界，向崇祯夸口只需精兵五千便可剿灭李自成，喜出望外的崇祯命其即刻赶往潼关点兵，去解开封之围，同时密令孙传庭干掉拥兵自重的陕西总兵贺人龙。　　自崇祯即位以来，连续性的北旱南涝造成全国性的大灾荒，瘟疫流行，饿死病死的人横尸路边荒野之中不计其数，仅苏州一地人口即由23万户锐减至5万户。苏州吴江县中医吴又可在实际治疗病人过程中发现传统中医理论对于瘟疫束手无措，立志寻找瘟疫发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遂朔流民逆向而动，意在找到该病的发源地。1642年，吴又可来到了潼关。　　踌躇满志的孙传庭在设计斩杀了贺人龙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缺兵少将、枪锈炮的局面。明朝兵制为世袭屯兵制，长达200多年的和平，使得大量屯田被土豪恶绅据为己有，军官长期吃空饷使得实际兵员不到在册数的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瘟疫使得现有军兵大幅减员。面对李自成百万大军，孙传庭自知毫无胜算，上奏崇祯请求增兵支援。天性多疑的崇祯怀疑孙传庭借故拖延，连发圣旨命其速出潼关剿灭李自成以解开封之为围。当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按照官制孙传庭并无权利向他们强力追讨以往偷逃的税款以充军饷，而没有军饷又如何募兵制造武器？孙传庭几临绝境……　　几乎同时，可怕的瘟疫在军营中开始蔓延，朔病寻源的吴又可来到军中。他向孙传庭和其老师赵川解释说，这是由一种无形无色无味的疠气，经口鼻传染的温病，决不是传统认为的普通受寒发热，不可按经方治疗。孙传庭及赵川不听吴又可的良言忠告并视其为骗子，面对纷纷病倒的兵士仍然按照张仲景的经典之作《伤寒论》施治，其结果是轻者加重，重者身亡，疫情完全失控，每天死亡军兵人数的报告让孙传庭的神经几近崩溃，不得已，孙传庭命人请回了吴又可……崇祯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给孙传庭下了最后的通牒。万般无奈之下，孙传庭率队出潼关追剿李自成，为了确保胜利，孙传庭邀请吴又可随他一起出征，以防吴又可被李自成抓去为起义军治病，但见吴又可去意已决，孙传庭便密令人将其斩杀。　　吴又可已料到命将不保，连夜逃走……　　孙传庭战死，1642年底吴又可写出传世之作《瘟疫论》，1644年明朝亡。　　《瘟疫论》奠定了传染病治疗与控制的中医理论基础，它作为《伤寒论》的补充，至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2003年非典时期，新加坡一位医生给中国卫生部发来传真，告知《瘟疫论》中的一个经方“达源饮”治疗非典有奇效。。
老子说，大灾之后，必有凶年。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灾荒、战乱之后紧接着都会暴发大规模的疫情。即使到了近代，一战之后仍然在欧洲暴发了大规模的瘟疫，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一战的战争伤亡。而在我国历史上则同样是触目惊心，如建安22年的那场瘟疫差不多到了十不余一的地步；此后因战争而激发的瘟疫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在王朝更替时更是不可避免。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长达17年，其中所历大小战争无数，这自然为瘟疫的爆发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自崇祯九年开始华北诸省连年瘟疫，死亡枕籍，严重削弱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军队中也爆发鼠疫，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大明劫》取材于明亡两年前的郏县之战前夕，彼时恰逢时疫大发，戴立忍饰演的孙传庭与冯远征饰演的游医吴又可联合扑灭瘟疫的故事。 《大明劫》以细致地手法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没日劫争的图像，让我们直接感受到瘟疫所带来的破坏力，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明亡时的各种乱相。瘟疫犹如无形的鬼魅，在不断夺取人的性命的同时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恐慌的气氛，它对军队的打击不仅是战斗力的削弱，更重要的是士气。或许士兵不惮于正面的斗争与死亡，但没法不恐惧这种来自身边的不定时死亡。 所以，很多时候瘟疫其实也是政治，或者是人类政治后果的延续。战争本就是政治矛盾最尖锐时的产物，而瘟疫基本上就是战争的副产品。福柯就干脆把瘟疫与政治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权力模式，福柯把它定义为“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它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纪晚期发生瘟疫的小镇上发展起来。最初这只是一个监督和隔离的方法，如在瘟疫流行时期，必须首先找出人群中感染上瘟疫的病人，然后把他们与正常人隔离开来。这种规训的手段不久就迅速地应用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一种规范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的早期实践者就是吴又可，在帮助孙传庭控制瘟疫的时候，他即开始运用隔离的方式来控制瘟疫的传播。相对来说，隔离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控制疫情的方式，但是却也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隔离的方案中，患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远的且不论，当年SARS爆发时，被隔离者所处的地位就相当尴尬，他者的歧视更是一种无声的病痛。 《大明劫》中吴又可控制住了疫情，可是最后的结局还是孙传庭用暴力杀死最后的患者。这一结局是相当有象征意义的，虽然是迫于时间，但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控制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隔离所带来的恐慌使得患者时时处在危机之中，而外人在很大程度上又不敢接近患者，于是他们被作为‘患者’处于非人的地位。在人心与人性面前，显然吴又可并没有真正把握到政治的真谛。 通过一场瘟疫，《大明劫》考验的不止是大明王朝的最后承受力，还有乱世中的复杂人心与人性。并非每个人都是乱民，但在生存面前每一个人都有做乱民的潜质。同样，面对摇摇欲坠的时局，最大的患者并不是个体，而是这整个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