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
中国剧情/古装电影《大明劫》,于2013年上映,由王竞导演,谢晓东 周荣扬编剧,影片讲述了1642年,农民起义军头领李自成包围了开封城,朝内此时已无大将可用,多疑的崇祯帝不得不将饶勇善战桀骜不驯的明末名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受小人陷害已入冤狱三年的孙传庭已完全不知外面的世界,向崇祯夸口只需精兵五千便可剿灭李自成,喜出望外的崇祯命其即刻赶往潼关点兵,去解开封之围,同时密令孙传庭干掉拥兵自重的陕西总兵贺人龙。 自崇祯即位以来,连续性的北旱南涝造成全国性的大灾荒,瘟疫流行,饿死病死的人横尸路边荒野之中不计其数,仅苏州一地人口即由23万户锐减至5万户。苏州吴江县中医吴又可在实际治疗病人过程中发现传统中医理论对于瘟疫束手无措,立志寻找瘟疫发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遂朔流民逆向而动,意在找到该病的发源地。1642年,吴又可来到了潼关。 踌躇满志的孙传庭在设计斩杀了贺人龙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缺兵少将、枪锈炮的局面。明朝兵制为世袭屯兵制,长达200多年的和平,使得大量屯田被土豪恶绅据为己有,军官长期吃空饷使得实际兵员不到在册数的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瘟疫使得现有军兵大幅减员。面对李自成百万大军,孙传庭自知毫无胜算,上奏崇祯请求增兵支援。天性多疑的崇祯怀疑孙传庭借故拖延,连发圣旨命其速出潼关剿灭李自成以解开封之为围。当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按照官制孙传庭并无权利向他们强力追讨以往偷逃的税款以充军饷,而没有军饷又如何募兵制造武器?孙传庭几临绝境…… 几乎同时,可怕的瘟疫在军营中开始蔓延,朔病寻源的吴又可来到军中。他向孙传庭和其老师赵川解释说,这是由一种无形无色无味的疠气,经口鼻传染的温病,决不是传统认为的普通受寒发热,不可按经方治疗。孙传庭及赵川不听吴又可的良言忠告并视其为骗子,面对纷纷病倒的兵士仍然按照张仲景的经典之作《伤寒论》施治,其结果是轻者加重,重者身亡,疫情完全失控,每天死亡军兵人数的报告让孙传庭的神经几近崩溃,不得已,孙传庭命人请回了吴又可……崇祯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给孙传庭下了最后的通牒。万般无奈之下,孙传庭率队出潼关追剿李自成,为了确保胜利,孙传庭邀请吴又可随他一起出征,以防吴又可被李自成抓去为起义军治病,但见吴又可去意已决,孙传庭便密令人将其斩杀。 吴又可已料到命将不保,连夜逃走…… 孙传庭战死,1642年底吴又可写出传世之作《瘟疫论》,1644年明朝亡。 《瘟疫论》奠定了传染病治疗与控制的中医理论基础,它作为《伤寒论》的补充,至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2003年非典时期,新加坡一位医生给中国卫生部发来传真,告知《瘟疫论》中的一个经方“达源饮”治疗非典有奇效。。
就冲着王竞导演执导出过《万箭穿心》,这部新作《大明劫》就值得一看。而且,尽管《万箭穿心》与《大明劫》看起来似乎不像同一个导演的作品,风格与时间跨度,都显得有些距离。但细细品味,这恰恰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惯常的心理状态,看似对立,实则相关,颇可玩味。导演王竞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副教授,这一身份说明了其位标准的学院派,而且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其《万箭穿心》表现出来的对于底层民众生态的关注也足以显示他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万箭穿心》展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底层情怀,对于社会底层人群的观照与刻画,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名声与口碑,尽管那种关照多少透露着一种俯视的视角,并没有完全走进去。但因为即便如此,已属难得,所以大家也就不必苛求。传统知识分子们,左手关照底层民众,一转身之间,右手关注的,往往就是家国大事了。一左一右,恰好是《万箭穿心》与《大明劫》,王竞导演不经意之间成了剖析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的标本,而且因为他所执导的片子在中国都属于冷门,并不甚多,所以解析王竞,也就成了最好的样本。同时,也因为王竞学院派的身份,不同于新一代导演如宁浩等人那般的野蛮生长,也更符合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万箭穿心》中武汉小市民李宝莉曲折又让人揪心的生活历程,充分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生民的悱恻,就如同白居易之于《卖炭翁》、《琵琶行》那种情怀。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谈《大明劫》,那种底层关怀的角度就不再累述,单说说知识分子右手的家国情怀。《大明劫》的英文名字为“Fall of Ming”,即明王朝的坠落。暑假大片《惊天危机》讲的则是“White House Down”,即白宫的坠落。从文题上,两者有所相似,都是讲述一个国家政权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如何进行挽救的。《大明劫》与《惊天危机》的对比,恰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国爱与恨的切入的角度,以及表现形式来。《大明劫》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明末大将孙传庭以及名医吴又可,都是被载入历史的名人。明末自袁崇焕被凌迟之后,举国之内,所剩名将已经不多,尤其是李自成的闯军兴起,能挽国家于不倒的大将,就少之又少。孙传庭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他与另外一个名将洪承畴曾联手俘杀了闯军战斗力最强的高迎祥部,并一度将李自成军杀的只剩下片甲不留,只剩下18骑跟随李自成落荒而逃。如果不是因为之后的宫廷斗争,李自成应该已经被孙传庭灭了。但孙传庭还是在人生的顶峰被投入了监狱,在孙传庭系狱的三年之中,恰恰是明军对战闯军节节败退之际。闯王李自成在赢得了一系列的战役之后,拥兵数十万,包围了开封,而且这已经是闯王的第二次围攻开封了。直到此时,崇祯帝才再次想起了孙传庭,将其从狱中传出,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由于开封防守坚固,加上明援军的到来,李自成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果断地撤出了开封之围。孙传庭于是改授陕西总督,去镇守潼关。此时,为明王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大明劫》中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孙传庭到任陕西之后的事。《大明劫》为了突出孙传庭的优秀,说孙统帅的5000精兵已经是明王朝最后的精锐之师。但这所谓的精锐,却缺兵少粮,装备严重不足,压根不堪于打仗。为了便于打仗,孙传庭日夜加紧整肃军务。是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崇祯帝连催孙传庭火速出关入豫。孙传庭不得比上疏回复:“兵新募,不堪用”。但心急如焚的崇祯帝不加理会,只是逼迫孙传庭尽快救援开封。孙传庭不得一边募粮筹备军饷,一边加紧吏治,斩杀污吏,同时向侵占军队屯田的乡绅开刀。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士兵可堪一战。但天不暇年,偏偏这个时候,潼关一带遇上了数十年不遇的瘟疫,乡民整村整村的死亡,而且士兵也被大批传染,非战折损严重,而且军心动摇。这时,恰逢游医吴又可,他不遵循旧医之道,而且从病患中寻找新的救助方略。终于发现了防范瘟疫传染的渠道,果断采取了隔离法已阻断瘟疫的蔓延。于是,在末世之时,名将孙传庭与名医吴又可不期而遇,共同承担起了救治国家存亡的任务。由于孙传庭的精兵已经是国家仅存的精锐,救治了孙军,也就是救治了国家的军队。在吏治混乱,朝廷不清的状况下,国家危亡,系于孙传庭与吴又可身上。两个血肉之躯,不经意间承担起了整个国家的重负,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但国家气数将尽,又岂是两个人就能救起来的。于是,吴又可在救起了孙传庭的大部之于,即将治理最后的百余名病患时,孙传庭却急于出兵,索性将剩下的这些病患统统绞杀,使得吴又可的救治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而孙传庭在朝廷命令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强行出兵,孙传庭自己也慨叹,“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但此时的闯军以足够强大,孙传庭也不比往日,终于战败而死。而孙传庭之死,对李自成的起义军来说,关中唾手可得。同时,明廷再也没有可以同李自成相抗衡的悍将劲旅了。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孙传庭与吴又可,两位君子之辈,生于末世,虽然身为大丈夫,却终于没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覆灭。以上大致就是《大明劫》中的故事。而历史上,史实并非完全如此。孙传庭在1642年9月出战之后,曾第一次与李自成军大战,并战败,使得孙传庭有了再一次回到潼关的机会,经过治军,孙传庭再次壮大,并打算固守潼关,以作长远打算。但朝廷再次催促出战,终于于1643年5月,孙传庭再次出陕,先是以少胜多,获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军备不足,在撤退之中被李自成大军围歼,孙传庭战死。《大明劫》将这个过程进行了合并,没有出关再回关的过程。与此同时,医生吴又可则在孙传庭战死之后写成了明传后世的《瘟疫论》一书,流传后世。电影不重细节,而重点在于刻画两位正人君子对于江山社稷的扶助上。而实际上,孙传庭与吴又可在历史上并无关联。电影中被浓笔重抹的1641年间的瘟疫(不是电影中的1642年),实际上当时只发生在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在当时中国的东部一代,而不曾到电影中的陕西、河南一带。《瘟疫论》一书,成书于公元1642年,而非孙传庭战死的1643年。电影再次将时间进行了合并,将没有发生在一起的事,在时间上进行了粘连。当然,这样的细节不必苛求,毕竟电影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而已。电影展现的也不在于如何救治瘟疫上,而是像通过这一事件的设定,来表现末世之中的孙传庭及吴又可这两个人物。或者说,是为了表现导演自身对于历史的观照。当整个国家都已腐朽不堪,即便是拥有救世之能的两大英雄,也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的倾倒。这一点,才是导演王竞真正想表达的观点,孙传庭与吴又可不过是棋子而已,换一个历史时空,再换另外两个人,这一观点依然可以成立。这也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整个国家的批判,当制度不彰,吏治不清,仅靠少数英雄是不足以救世的。要想要整个世界朝着繁荣富强的道路往下走,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规范,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需要由好的吏治,而这一切,都需要睁开眼睛,既关心自己社会里发生的事情,也要关注社会之外发生的事情,内外借鉴,积极拥抱普世价值,走上强大富强的道路。由此,再来看一下《惊天危机》里的叙事视角。如同《大明劫》里,国家的危亡,不在于官员如何,而在于国家元首如何,所以《惊天危机》里恐怖分子打击的目标直接对准了白宫,对准了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灭了总统,扫平了白宫,就可以掌管整个国家。于是,在白宫之内发生的事情,就是关系整个国家危亡的事情。在大量白宫工作人员被控制下情况下,拯救国家的,也落到了具体的个人身上。只是美国没有孙传庭,没有吴又可,在中国历史上,孙传庭与吴又可都是鼎鼎大名的大英雄,他们整体上都是高大全的影子,很符合中国的英雄史观。而在美国,没有伟光正的英雄,有得只是一身毛病的小市民。一个连申请保安都被涮掉的人,尽管曾经是士兵,但也是劣迹斑斑。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最后的生死关头,与总统一起,完成了救助整个国家的义举。这看起来匪夷所思,却在好莱坞的映衬之下,拍得有声有色,在电影细节上比中国电影好看多了。一身没有缺点的英雄,对比一身毛病的小保安,这种对比,展现的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英雄观,以及美国人的英雄观。在美国人看来,无论你的过往是什么样的,只要你肯努力,能够抓住历史付出你的机会,你就可以成为英雄,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主要内容。而我们的“中国梦”却充满了宏观话语,变得虚无,不可触摸。《大明劫》更多的是对于历史的浩叹,缺少进入,所以在细节上展现的不足,也难以通过细节打动人,而《惊天危机》则因为主角不是已经成名的英雄,只是社会上的小人物,所以只能从人物的个性上去开拓,从电影的细节上去抓观众的心。所以,《惊天危机》足够好看,尽管只是爆米花电影,看起码看的时候不累。而《大明劫》则细节欠奉,留给人的主要是思考,对于家国命运的充满了悲悯,足够的士大夫情怀。尽管,这两种手法并不存在优劣,但它恰恰反映了中美两国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角度。所以,两相对比,就觉得足够好玩。当然,绝对没有贬低《大明劫》的故意,尤其是在当下,这种拿真情实感去拍摄的诚心之作,实在需要太多的鼓励,也需要更多的票房去支撑。不然,以后这类的电影怕就没得几部可看了。也因此,我选择去看了这一部,只是,在看完之后的自我复盘中,突然想到了《惊天危机》,觉得做一个对比,会比较好玩一点。其实,历史处处充满了吊诡,假设孙传庭没有战死,那么大明王朝的存续又能延续多久呢?就像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他本来可以名耀千古的,以他第一任上取得的成绩,只要他能够顺利完成第二个任期,是足以能够让他在美国总统的排名中,位列前几位。但可惜的是,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一个大国总统,最后却阴沟里帆船,倒在了几名深喉的手下。如果没有那几个深喉,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大不同呢?还有,如果李自成的闯军没有俘获陈圆圆,吴三桂没有投降,那么李自成王朝又会变成一个百年王朝吗?这些历史,在细节上看起来都充满了吊诡,系于几个小角色的身上。就像是孙传庭与吴又可,就像是“查宁·图塔姆”那样的小保安,存在于历史的夹缝之中,他们该怎么样才会好?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不过,本篇主要说的是作为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王竞,与美国知识分子的罗兰·艾默里奇对于话题把握的角度上。反正,我觉得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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