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式》解说文案_《婴儿式》——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光返照

《婴儿式》解说文案_《婴儿式》——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光返照
罗马尼亚剧情电影《婴儿式》，于2013年上映，由卡林·皮特·内策尔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 拉兹万·拉杜雷斯库编剧，影片讲述了三月的一个寒冷的晚上，巴布正在哭泣，因为在一条限速50公里的马路上，她因为超速而撞到了一个小孩。小孩很快就死了，而判决也很快就来了，他将在监狱里呆上3到15年。　　时间似乎到了他的妈妈活动的时候。巴布的妈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建筑师，而且是罗马尼亚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她是一个喜欢装点门面的女人，她用从来没有读过的赫塔·穆勒的书装点自己的书架，用各种各样的信用卡装点自己的钱包。她开始了各种营救和游说的活动，希望能把她的那个宝贝儿子给救出来。她用的方法很低级——就是行贿。她希望钱能买通那些目击证人说出违心的证词，也希望钱能安慰那对死了孩子的夫妻。。
东欧的电影接触得并不多，建国初期上海译制片厂曾大量引进阿尔巴尼亚及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影作品。于是，东欧的电影一直给我一种神秘的印象，一方面秉承欧洲电影的独特个性，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浸染着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左翼思潮。它们所追求的战斗性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构成了我对东欧国家的特有印象。今年的罗马尼亚电影《婴儿式》夺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个意外。而这正是一部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影片。 我不太喜欢“批判”这个词，这个词若和艺术作品联系起来就代表了预设的立场和有指向性地意识形态引导。我们的左翼电影就是如此，从它的名称就可以判断出它的观点和立场。这类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在欧洲诟病颇多，冷战结束后更加势微，甚至是反应底层劳动人民生活艰难的片子也难以得到西方影评家们的认可。连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初上映时，就有人把它看作一则马克思主义的寓言故事。 或者我们不用“批评现实主义”这个词，但“新现实主义”仍然包含了太多的意思，它反映底层人民的贫困生活，却不可避免地暗示了社会的不公及阶级的分化。我并不想为《婴儿式》打上批判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标签，但其故事所反映的及电影所达到的效果，确实又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虽然我没有带着偏见和有色眼镜去看电影，而影片中的母亲科内莉亚仍然是一个让人反感的角色。 《婴儿式》并不是传统上我们所熟悉的被剥削者如何受苦，而是剥削者如何万恶的故事。你可以想象，如果把《白毛女》的主角及故事线索换成黄世仁，意识形态及故事架构仍然不变，大概更会激起群众对旧社会的不满。《婴儿式》正是这么做的。它讲述了一个叫巴尔布的年轻人撞死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而他的母亲如何为他打通层层关节使他免于制裁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前有药家鑫的“我爸是李刚”后有梦鸽的舍身救子。既使让我忘掉现实世界所有的不公和愤怒，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仍然让我义愤填膺。 影片开头母亲科内莉亚跟她的闺蜜边吸烟边拉家常，且不管他们说什么，就其外形设定及举手投足就已经开始让人反感了。科内莉亚跟儿子有着很大的龃龉，看上去她很爱她的儿子，为了儿子可以献出一切，可在接下来的她的生日宴会上我们却没看到她的儿子，在这里作为故事的主角，儿子巴尔布一直是个未出现的悬念。在科内莉亚的生日宴会上我们又看到了罗马尼亚上流社会的下流，一群衣着光鲜的官员和商人说着体面的话，开着并不好笑的玩笑。在这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科内莉亚是一个权钱勾结中间人的角色。 科内莉亚的佣人是第一个出现的“底层人民”，在她跟科内莉亚的谈话中，导演似乎有意让我们看到上流社会和劳动人民的区别。佣人谨小慎微还有些懦弱，甚至对科内莉亚的强势有些害怕。科内莉亚谈到她买了赫塔·米勒和帕慕克的书，他们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自己还没看，正当佣人急欲说出她正在看的书时，科内莉亚转换了话题，她对文学显然毫无兴趣。如果我们有心观察，科内莉亚的就是个伪上流社会虚荣和恶心的集大成者。她穿着毛皮大衣，打扮庸俗，手机铃声是古典乐，她还去看小剧场歌剧，但这种粗俗的女人你很难相信她懂什么歌剧，导演显然在引导观众，让观众看到她的虚荣。还有不易看到的，科内莉亚作为一个成功的景观设计师，可你看看她家里的装修及标志性的罗马柱就知道她的土豪品味了。 生活上的附庸风雅倒在其次，科内莉亚为了让儿子免于法律制裁可谓手段用尽，在去往警察局的车上她就开始打电话上下打点，短短时间她便联系了警察局长郡议会代表甚至是值班医生，关系之广让人羡慕。在警察局又强行修改儿子的证词，之后又想买通证人及警察，她对受害人家属的哀悼又是如此地虚伪。她对被撞死的孩子的母亲面前述说自己的孩子多么多么的优秀，当然，这都是她瞎编的，我们虽不知道儿子巴尔布的职业，但可以想象他就是个一事无成且游手好闲的富二代，而且他很可能是个性无能。科内莉亚说儿子“学习了英语法语，没参加过帮派，好好学习，发表了论文，还学了花样滑冰……”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老师为班上的好学生所写的评语了，不但肉麻，而且恶心至极。科内莉亚甚至说，“你们还有一个儿子，可我只有一个”。她的虚伪和自私已经把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良心泯灭了。而受害者的母亲的表现却让我们感动，她会永远留着儿子的手机，这是他最后的遗物，放学时孩子曾给他发了短信。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同样爱着儿子的母亲，可他们的爱又是多么的不同。 导演的批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科内莉亚身上，他对罗马尼亚新富阶层和权利机构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毫不夸张地说，影片中的底层人民都是好的，不管是佣人，还是受害者家属都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情操；而与之相对立的富人阶层和权力阶层，都是坏的。证人可以收买且主动修改证词，警察为了一己私利有意偏袒巴尔布，影片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但可以清晰地为他们划一条红线，底层人民是好的，有钱有权的人是坏的。而儿子巴尔布对他母亲的拔扈也增加了观众对他的恶感，大概有人会觉得，既使他没犯罪，这样的人也是该死的。看到影片的最后，巴尔布与被撞孩子的父亲握手时，我仍然难以相信巴尔布真的有悔过之意。因为很明显，是那位父亲先伸出了手，底层人民的大度跟巴尔布的悔意相比占有绝对的道德优势。 影片似乎在讲一个无私的母亲对一个犯错的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爱，如果影片单就讨论母爱和社会次序之间的矛盾的话，这依然是部好电影，甚至比现在的更好。可影片无处不流露出的强烈的批判意味在现在的电影中几难遇到，似乎成为了左翼电影的回光返照。我很好奇，作为这一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王家卫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