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大亨》解说文案_错位的片名 心灵的传记

《浮城大亨》解说文案_错位的片名 心灵的传记
中国香港剧情电影《浮城大亨》，于2012年上映，由严浩导演，严浩 庞向怡编剧，影片讲述了九十年代初期，布华泉才四十岁，已经擢升至英国香港帝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阶层，风头直盖洋人，可谓一时无两。他出生于渔民家庭，二十岁才念小学一年级，他去面试的时候，学历一栏上只填上“识字”二字，如何能在往后的日子挣扎成为华人大班，除了凭一己之努力外，还配合了英国将管治香港殖民地的主权交回中国的时间因素 。 布华泉的长相也不像是纯种中国人，人们都很诧异为什么在避风塘会出现一个像外国人的渔民？阿泉也很想知道自己身世的秘密，他有六个弟妹，全跟他的长相都不一样，他很想问明原委，但双亲总不肯透露端倪，每次总落得捱打下场。 一次出海遇到颱风，泉父葬身大海，从此泉妈肩负重责，除了照顾孩子们，还负上很多债项，逼得把子女有的送进孤儿院，有的送给亲戚，自己就到别人船上做工。 这时候，阿泉通过友人刘超力的引领，考进了帝国东印度公司做杂役，阿泉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阿泉在上升期间，认识了一位由外国回来的时尚职业女性 – Fion，在职场上，这位既漂亮又能干的女士切切实实的帮了阿泉不少。阿泉在事业上拼搏而忽略家庭，新的地位带来了新的烦恼，青梅竹马的妻子阿娣承受了很多内心的煎熬。 另一方面，泉妈从没有放弃过骨肉团聚的希望，她努力认字，誓要考取船主牌，争取让孩子回到船上一家团聚。这时候已到了1997，香港政权交接前连日暴雨，在英国国旗降下前，阿泉发现了自己样子像外国人的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次买票入场的观影抉择都是一次小小的“赌博”，因为直到离场时才能真正地判断这个选择究竟值得几分。所以，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一个好的片名可以吸引到本不会入席的观众，但换个角度看，一个错位的片名也会误导观众的心理预期。而《浮城大亨》这个片名无疑起到了相当误导作用的。“大亨”二字在观众脑海中所勾起的联想通常会是叱咤风云的时代巨子，尔虞我诈的商场鏖战，还有热血男儿的兄弟义气。但这些在影片中却全部缺席了。准确地说，从世俗的角度来判断，虽已跻身上流社会，但由郭富城饰演的主角布华泉离“大亨”的标准还有着相当的距离。或者说，即使布华泉的原型确是不折不扣的大亨，这一概念这也恰恰不是影片所着力想要表现的。影片中所试图突出的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香港人，在这段横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具有的代表性与和普遍性，而不是其迥异于常人的英雄一面。影片完全无意将笔墨放在如何描绘他辉煌的外在成就与辛勤奋斗的励志过程，而是调动所有的素材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主题，即身份的焦虑，来细致地展现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浮城大亨》更像是一部能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的个人心灵传记，而不是波澜壮阔、栩栩如生的全景式史诗巨著。一旦确认了这一点，那么就不会惊讶于影片在裁剪“史料”上的不近人情之处了。不妨将该片与另一部同样将个人成长历程嵌入到宏大时代背景中的人物传记作品《阿甘正传》相比较。可以发现阿甘虽然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如越战、水门事件和乒乓外交，但作为一个有着先天智力缺陷的人，他自始自终保持着自己一颗简单的赤子之心。精神意义上的阿甘更像是一个旁观者，他也因此没有被时代的漩涡拖入深渊。那些辉煌而又黑暗、残酷却又荒诞的历史事件与阿甘的拙朴与憨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间离，而整个故事也就是在这两种迥异的内外力量间展开。而《浮城大亨》中的时代变迁，如反英抗暴、中英联合声明和97回归，更多地是通过电视、报纸，以及布华泉本身的变化来反映的。从外表看，布华泉没有如阿甘那样与“大事件”如此贴近，而从内在看，布华泉却绝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融入了这变迁中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如果把《阿甘正传》比作是一辆列车，窗外壮丽的景色就在面前飞驰而过，但坐在窗前的孩子并不为所动，还只是一个接一个地从罐子里享受着只属于自己的糖果的话，那么《浮城大亨》更像是一座哥特式的教堂，穿过彩色玻璃的绚丽光线伴随着管风琴翩翩起舞，观众可以从这光线的变化中感受到窗外四季的更迭，但经过了玻璃的渲染之后，它们便是这教堂所独有的了。“大亨”虽然全不可靠，但“浮城”却相当的贴切。它显然可以视作对香港的一种隐喻，一座建立在水上的城市，没有根基但却精致而美丽。这个比喻同时隐含了一种贯穿了全片的焦虑。片中水上人家的生活可以看作是对“浮城”漂浮不定的根基的一个具象的联想。海是疍家人的一切，是宽厚无私的母亲，但同时也是喜怒无常的父亲，随时可以吞噬一切。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便是在狂风暴雨中的一艘小船上展开的，后来，海带走了青梅竹马的小表妹一家，再之后，是布华泉的父亲。片中两次出现了布华泉面对着深夜响起的电话铃的恐惧和不安，这是对他长期存在的焦虑的一次细节的描写。如果布华泉本身即可视为香港的化身的话，那么对于香港来说，它的焦虑是什么呢，是天灾，是人祸，还是对未来的不确知呢？至少在影片中，身份的焦虑才显然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主线。是华人还是洋人、是英籍还是港籍，是靠天吃饭的捕鱼人家还是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文明，布华泉就如同举着平衡木的杂技演员一样在这一条条错综复杂的钢丝上进退无据。影片中关于人种和国籍的身份焦虑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并存的更有疍家人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亦即关于现代性的焦虑。影片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当布华泉为了申请公司的宿舍而带着杨采妮所饰演的阿娣到教堂登记结婚时，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请求的阿娣突然用一首歌谣来解释她的不安，“买包花针沿路撒，揾针容易揾妹难。阿哥呢？……”，而布华泉大惑不解，直呼“莫名其妙。”事实上，这正是传统的水乡文化为了维护其以郑重繁缛的仪式作为其形式上保障的价值体系所展开的一轮防守。前工业文明需要稳定的婚姻与稳定的家庭关系，而这一生存法则又被抽象为道德并用庄重的仪式固化到日常生活中去。而影片在这一镜头后便直接切到了若干年后，两人早已结婚，并已育有一双子女，从而含蓄地宣告了水上人家正统价值观的溃败。刘心悠扮演的Fiona则是进一步代表现代性的摩登女郎形象，而布华泉在她与阿娣之间的进退两难也昭示了其文化认同与价值观上的尴尬境地。尽管阿娣与布华泉始终维持着一个完整的家庭，但传统价值的节节败退却是不争的事实。阿娣早已没有电池的助听器无疑象征了现代社会对她的遗弃。如果说海代表了疍家人的生活，而陆地代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话，那么唯一还留在船上的母亲的离世就标志了疍家文化彻底的退却。而布华泉本人对于这两端的态度也正决定了这部影片的格调与风味。如前所述，影片所塑造的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斡旋天地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踏实、勤奋，而又充满了人情味的凡夫俗子。这使得影片在具有如此纵深的历史纹理上所晕染的不是浪漫主义的辛辣，而是颇具人文关怀的醇厚。当布华泉的母亲不得不告诉他抱养的真相时，她说“是！你是不是我生的。但你也是吃我的奶长大的。”。这是否也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隐喻呢？布华泉对老板说的“事实上，我就是公司教育出来的。”并不是虚伪的示好，而是他对工业文明认同的真实流露。纵观全片，布华泉在身份焦虑问题上所展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优雅的无奈，而不是抵死的抗争。这或许也是时代的缩影，当工会学校的老师在第一堂课便首先灌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五星红旗的知识时，布华泉问，为什么不先讲解考试内容，老师说不用担心，这里是历届考试真题，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可是，在影片的结尾，无论布华泉的中文说得多么纯正，内地游客还是自然而然地用英语与他交流。六、七十年代是全世界左翼运动的高潮，而现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早已无可争辩地占领了整个世界。身份焦虑是目前整个香港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说出了“捕鱼的人从上岸那一刻就已经死了”的《人间小团圆》是以现代都市男女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命题的话，那么《浮城大亨》所代表的则更多的是亲身经历过香港高速发展的精英阶层的反思与内省。或许在经过了时代的高潮与低谷之后，香港电影将走向的是内敛和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