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解说文案_对话《2012》：所谓“中国拯救世界”的神话

《2012》解说文案_对话《2012》：所谓“中国拯救世界”的神话
美国动作/冒险/科幻电影《2012》，于2012年上映，由罗兰·艾默里奇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哈洛德·克卢瑟编剧，影片讲述了杰克·杰克逊带着孩子去黄石公园度假，却发现曾有美好回忆的湖泊已经干涸了，而这个地区也成为了禁区。充满疑惑的他在黄石附近的营地偶然认识了查理。查理告诉他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长期被人类掠夺性破坏，地球自身的平衡系统已经面临崩溃，人类即将面临空前的自然灾害。查理说有些国家已经在联合秘密研制并建造可以躲避这个灾难的方舟。杰克逊以为他是个疯子就一笑而过走开了。　　第二天灾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伴随大量陨石的坠落，让眼前熟悉的家园变成了人间炼狱。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杰克逊和众多家庭一样踏上了求生之路。面对全球性的自然灾害，不知何去何从的他突然想起查理提到过的方舟和地图，于是决定前往方舟基地寻找生存的机会。　　在寻找和前往方舟基地的过程中，杰克逊一家在经历灾难的生死考验之后终于到达了方舟基地。然而已经制造完成的方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从世界各地闻讯涌来的受灾人群。　　谁去谁留已然成为挑战整个人类的道德抉择。面对灾难，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类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最后人类终于在方舟中度过了这一全球性的灾害，获得了继续繁衍和发展的希望。。
题记：《解放日报》“观点”专栏记者小龚（以下简称“龚”）打来电话，与前海同志（简称“前”）探讨《2012》与灾难片的相关话题。对话经录音整理后，将于下周见报。但因篇幅有限和其他原因，某些谈话内容无法见诸报端，特刊载于此，以保存对话全貌。龚：灾难片《2012》票房节节攀升，第二周达到2.36亿，据说过3亿已没有悬念。您觉得这部片子与前面一部《后天》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前：从最直观的层面，《2012》灾害范围扩大了。《后天》的雪灾还局限在美国本土，《2012》则涉及到全球范围。这一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与当今的全球文化背景有关。在这个背景下，即使某些灾害是局部的，但国际社会成员却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很明显，这部片子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叙事视野，并且有意识迎合了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某种现实格局。比如，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第三世界国家抗议G8峰会的场景。G8既是当代全球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也是种种国际不公平现实的源头，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对全球秩序的隐喻。有观众总结得更有意思，他们把影片概括成四句话：“美国的权力，印度的科技、俄罗斯的财富、中国的制造”，这恰好印证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某些特征。所以我的看法是，《2012》是一部典型的全球文化的文本。龚：影片结尾，三艘“诺亚方舟”驶向了非洲。这里将成为劫后余生的人类的再生之地。您怎么看这个结局？前：这一点也蛮有趣，五大洲比较起来，非洲是现代化程度最低的地区，把这里作为人类再生之地，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类对于现代化的一种态度。如果联系其他一些灾难片，你就会发现，大多数“天灾”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祸”，都是人类无节制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造成的。《2012》把人类再生的希望寄托于非洲，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过度现代化的一种反讽。因为非洲既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源头，也意味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处女地，还意味着对目前这种以掠夺自然为目的的现代化模式的背弃。当然，在剧情层面还有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影片假定灾害过后，非洲已取代喜马拉雅，成为全球地势最高的地方。龚：这次大众对《2012》的兴趣，有很大部分是因为片子中出现了“中国拯救世界”的剧情可能，您对此怎么看？前：这一点仿佛让一些人很兴奋，好莱坞大片竟然把中国塑造成了正面形象，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有点不可思议。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过去冷战时代，特别在《007》这样一类意识形态性比较明显的电影终，中国往往被呈现为美国和西方的敌人。冷战结束以后，杨紫琼成了邦女郎，中国人又成了美国的战略盟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实和电影，现实和神话总是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很显然，《2012》这样来“塑造”中国，或多或少与目前的中美关系现状，以及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但如果因此而把片子主题落脚在“中国拯救世界”上，我觉得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其实这部片子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主义那一套，对中国的呈现还是非常表面化的。在影片中，美国是具体的。美国的那些场景，它的地理空间都是确有所指的。比如洛杉矶的10号公路、圣莫尼卡的海岸、拉斯维加斯赌城、黄石国家公园、夏威夷檀香山的“钻石头”火山等等。相比之下，镜头一到中国，就变得抽象了。什么雪山、高原、峡谷，要不然就是虚构的四川某地。这些场景出现的理由，也许与去年的四川大地震有关，也许就是因为它们地势高，可以成为来自印度洋的大洪水最后淹没的地方。但从叙事角度看，即使这些场景被置换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影响故事的发展，所以这些场景与叙事结构的关系，在我看来并不是有机的，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还有那几艘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虽然声称是所谓“中国制造”，但乘客中几乎看不到东方人的面孔，唯一有中国身份的三个角色，还是从一个类似洞穴的地方偷偷钻进去的。他们不但无法与那些靠财富和权势上船的英国女王、中东富豪相提并论，甚至也无法与那些为了保留物种而被搬运上船的动物相比。影片中出现的几个中国人的角色，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也是边缘性的。因为他们是边疆的，少数族群的，身份低微的，与影片中的西方人、美国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这样看来，在《2012》中，中国人在叙事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与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没有任何区别。在这几艘船上，决定航向的政府首脑、官员、船长、科学家都是西方人，乘客也以百种人为主。也就是说，主宰剧情发展的主体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就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潜意识表达。而中国在故事中是被抽象化和边缘化的。说明这部片子的文化潜意识依然是一部典型的美国电影，所谓“中国拯救世界”不过是一种迷人的表象，是观众根据自身想象对影片进行过度阐释的产物。至于说影片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叙事方式，为什么用所谓“中国元素”来介入故事，我觉得这首先是好莱坞的全球营销战略的一种表现。说穿了，加入“中国元素”，不过就是为了吸引中国观众更加踊跃地来花钱买票而已。龚：这是不是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文化表象和文化本质的差异？前：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电影与现实肯定是有关联的，但我们绝对不能把电影的剧情与现实简单地对应起来，认为说电影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远比一个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像要复杂得多。龚：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观众比较愿意去关注“中国拯救世界”这个话题的呢？前：因为这一点恰恰迎合了中国当代文化对自身的想象方式。比如有些人觉得中国强大了，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扮演更重要的国际角色。对这一点我没有太多异议，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样一种“大国崛起”的自我想象加以极端化。如果过度陶醉于自身所谓“强大”的幻像中，那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膨胀和自欺欺人了。从现实层面说，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好，像我们的三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民生问题，是不是应该让老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的实惠和成果？再就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政治民主，科技与文化实力，国际形象等等。总之，中国自己还有很多基本问题没解决，怎么可能去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呢？在承担国际义务方面，中国是不是应该量力而行？是不是不要给自己增添某些无法承受的负担？对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更适合目前中国的实际。反过来说，那种认为“中国拯救世界”的想法是不是有点自我膨胀了呢？尤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有所警惕不要回到那种“天朝大国”的思维陷阱里去？在国际关系方面，比作“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学会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平等对话，分担义务，谋求合作。在当今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成为救世主。如果谁这样想，那他必然陷入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文化逻辑。当然，这些讨论可能与影片内容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不是可以被当作一种由影片引发的思考？我觉得既然已经提出所谓“中国拯救世界”这样一个题目，那么适当考虑一下上面这些问题也不是没有好处的。龚：像《2012》这样的灾难片，通常会表现世界毁灭的场面，我们看到过东京铁塔的倒、美国白宫也被炸过，但观众却仍然乐此不疲，您怎么看待这种观影体验背后的文化心理？前：我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种现象首先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比如美国200年来本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和灾害，中国一百多年来却始终天灾人祸不断。相比起来，美国人的游戏心态更加明显，他们不大会把电影与现实联系起来。但中国老百姓就不一样，战争灾害场面极容易触发某些人群记忆深处的创伤体验。所以美国灾难片会流露出一种“自虐快感”，拿想象中的自我毁灭来寻欢作乐。比如曼哈顿几乎所有著名的建筑都灾难片中被毁灭过。这种灾难体验就像是乘坐游乐场里的云霄飞车，够惊险，够刺激，但是惊声尖叫一阵过后，回到地面上来，反而觉得现实还是很安全的。这种情况在中国恐怕不会被老百姓接受。因为中国正统文化缺乏一种娱乐精神，文化心态不是很放松，有点端着架子，有时候又故作深沉，或者故作痛苦。按老百姓话说，有点装“大尾巴狼”。呵呵，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中文化心态和我们儒家传统有关，也与刚才是说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体验有关。第二点，《2012》这种天塌地陷、洪水滔天的场景，又与西方宗教背景下的末世论传统有关，体现了基督教关于原罪与救赎的基本教义。虽然现在这种宗教意识已经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但末世论思想在西方早已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会不断地从电影这种文化象征活动中表现出来。《2012》有一个场景，表现意大利总理和老百姓一起在教堂中祈祷，突然教堂的房顶裂开，随后整个建筑整体倒塌，所有一切都随之毁灭。这个场景就可以被解读为对末世论的这一种直观呈现。中国文化和宗教中都少有这种末世论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和宗教中，罪与罚，是通过三世轮回和因果业报的这类说法来体现的。而在世俗社会中，传统的集权文化、父权崇拜文化，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文化禁忌。比如关于灾难，关于死亡，关于世界毁灭，都是人们通常所忌讳的话题。谁要讲这个，别人就会“呸、呸、呸”三下，然后说你触霉头，不吉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不是这样？如果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忌讳这些话题，那谁又会去写、去拍、去看这种电影呢？龚：我打断您一下，您说得有道理，但最后这一点，您说中国人忌讳这种灾难性的话题，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看灾难片？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很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首先现在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禁忌比较少了，与传统观念比较疏离，这一点与西方是一样的，西方年轻人的宗教意识也很淡漠了。在他们眼里，看《2012》基本上就是一次娱乐，是一次比较刺激的观影体验。除此之外，他们大概很少去想影片与传统文化、与末世论哲学有什么关系。但文化和消费并不是同时发生在一个层面，有的人觉得无所谓，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比较忌讳了。就像这次《2012》在美国公映后，不是也有人打电话去问NASA到底是真是假吗？我刚才说美国人对这种灾难电影心态比较放松，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觉得无所谓。中国也是一样的，你们80后的白领喜欢看《2012》，但说不定有些老同志看了就会犯心脏病。再有一点，《2012》的故事毕竟跟中国没有直接关系，说难听点，是不是有点隔岸观火的意思？假如剧情中也有表现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被洪水冲了，鸟巢塌了，鸟蛋碎了，东方明珠也倒了，你说人们会怎么想？当然，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更刺激，更兴奋，但说不定就有另外一部分人要上街抗议了。龚：您刚才还没说完，还有日本，您怎么看日本的这类灾难影片？前：日本的情况则又有所不同，我们常说日本是一种岛国文化，这种文化与日本岛国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匮乏有关。日本文化总是无法摆脱一种生存危机感，所以日本人的生命意识就不像中国人那么去追求永恒，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的。日本人更愿意把人的生命比作樱花，时间短促，但是极为绚烂，极为繁花似锦，极为轰轰烈烈。这种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的差异，也就导致文化形态的不同。日本之所以反复拍《日本沉没》这类隐喻日本遭遇灭顶之灾的影片，多少也折射出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深层次的生存焦虑。 龚：谈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那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灾难片一直很少，质量也不是很好，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前：其实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还是拍过一些灾难片的，比如79年的《蓝光闪过之后》，前几年的《紧急迫降》、《极地营救》，最近的《超强台风》、《惊天动地》等等，就像你说的，这种片子在中国始终发展不起来，各方面都不太成熟，尤其是剧情、人物塑造都比较模式化，感染力不够。不止灾难片，其他类型片也一样，除了武侠片、功夫片、喜剧片，还有以前的一些政治伦理片，你说还有哪一种类型在中国比较好卖？所以，并不是灾难片在中国不发达，而是几乎所有的类型在中国都不发达。说到其中原因嘛，一方面就是我前面说的文化、历史、集体无意识，当然还涉及到灾难片的制作技术，还有我们的科学意识，尤其是科普方面还比较弱，想象力也比较欠缺。灾难片和科幻片一样，其实对创作者和观众的科学知识背景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我们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一点不了解，或者一点没有兴趣，我想是没法创作和欣赏灾难片、或者科幻片的。再往下说，就有点不好说了，说了你报纸上也登不出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氛围，也不是很适合拍灾难片。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手机笑话，说一个留洋回来的年轻人写了一个科幻片的剧本，外星人入侵地球，地球即将毁灭。剧本送去审查，结果没有通过。审查意见上写着，为什么不去表现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外星侵略者展开英勇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救万民于水火？……这是个笑话，不能当真，但多少也说明我们目前的某些制度性缺陷。这种情况不根本扭转，灾难片创作是不会有根本起色的。龚：这一点好像美国文化的态度也比较宽容，《2012》里连总统都葬身洪水了。前：其实也不是说美国一点这方面问题也没有。这不过美国的电影人在这方面比较聪明，善于在叙事策略上做的比较圆滑。你看《2012》里的那个总统，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仁慈的人道主义者。他对科学家说，你上船去吧，一个年轻科学家可以抵20个老年的政客。实际上，影片有意把总统与那些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客给区别开来了。你试想一下，假如这个仁慈的总统上了“方舟”，还会有最后那场戏吗？就是那场关于让不让芸芸众生上船逃生的争论？总统的女儿说了，假如我父亲在船上，他一定会把门打开的。假如总统真的上了船，这场戏就没法演了。所以，让总统提前死去，其实主要还是服从故事结构的需要的。还有那个意大利总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现在这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简直是个花边新闻大王，被各种丑闻缠身，你如果把这样一个人塑造成像美国总统一样的英雄恐怕不太合适。但你也不能把他写成小丑，毕竟是一国的政府首脑。所以影片只给了他一个与老百姓一起祈祷的镜头，其他的剧情就不让他出场了。还有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想不管你怎么表现，恐怕都不会让中国满意，搞不好中影公司又封杀你，不让你进来挣中国人的钱。所以中国这部分只好省掉。这就是叙事策略。总的来说，在美国，创作者如果有基本的创作自律，那他还是有很大创作自由的。如果换到中国，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就注定没法解决。所以，说来说去也就是一句话，灾难片想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