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树先生》解说文案_《Hello!树先生》：冬季，一棵没有根的“树”

《Hello！树先生》解说文案_《Hello!树先生》：冬季，一棵没有根的“树”
中国喜剧/奇幻/剧情电影《Hello！树先生》，于2011年上映，由韩杰导演，韩杰编剧，影片讲述了他的名字叫“树”，他的村庄异常寒冷，积雪难化。　　“树”还是单身，在村里的汽修铺工作。他常去村口的酒馆和朋友喝酒，一起长大的伙伴，有人开着好车成了煤老板，有人远在省城办私立学校，有人还在种地。聚会的时候，如果没有被人取笑，“树”就沉默着，象旷野里被人忘记的一棵树。　　村子里的煤矿日夜开采，因此地面下沉，整个村庄不得不迁往别处。“树”干脆远走他乡去了省城。他在学校打工，这里的孩子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树”的父亲和哥哥在他小时候就离开了人世，他常梦到自己的父亲，却从来梦不到哥哥。　　“树”决定回到故乡，去面对难以决定的爱情。他与聋哑女孩小梅一见钟情，但又觉得真在一起生活会有很多麻烦。他们学会用手机短信交流，这让“树”下了结婚的决心。婚礼前夜，“树”终于梦到了哥哥一一在寒冷冬天，在“树”的婚礼上，哥哥为他唱了一首八十年代的流行歌《冬天里的一把火》。　　渐渐地，“树”开始能捕捉到自己灵光一闪的思想。村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验证了他的预言，“树”成为受人尊敬的“预言家”，被人尊称为“树先生”。。
《Hello!树先生》：冬季，一棵没有根的“树”在每个人的故乡也许都有这样一棵树：它比村里最老的老人还老；它是大人纳凉、议论的地方，也是小孩们玩耍、聚散的中心；总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以它为背景，总有一些道路或历史在它面前分叉……这棵树扎根在我们的记忆中，无论我们离开故乡多远，它都会为我们撑开记忆，聚拢细节，赋予旧时光一种庄严的秩序，让故乡有一张“封面”。在每个人的故乡也许都有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好伙伴，一大堆“坏事”“蠢事”“趣事”的共同经历者，却没有像我们一样进城生活，而是一直徘徊在故土之上；他身上浓缩着我们“如果没走出村庄如今会怎样生活”的那种可能性；他慢慢地变成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就像我们对整个故乡的感觉……在电影《Hello!树先生》中，男主角的名字恰好叫“树”，既是那个人，也是那棵树。导演用躲在树上的那个“树”勾勒了电影的核心：他躲在树上，因为他在自己凋敝的乡土上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就是“树”，却是一棵失去了根的“树”。从村庄到县城、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树哥一直做着最底层的工作，努力想留在城市中，却又总是不断回到村里。可怕的是，连他最后的归宿地也正处在消失的阴影中。如今人们看待农村的目光早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房地产商的眼里，农村有着大片的土地，有着大量需要改善住房的消费者（比如电影中的“太阳新城”）；在矿产开发商眼里，埋在地下的煤炭是最值钱的（比如“瑞阳矿业”）；在某些官员眼中，城市越大、高楼越多、GDP越高，政绩就越突出；在多数农民眼中，这里不过是一个亟待逃离的苦寒之地……总之，没有人把农村当作一个需要守候的家园，当作这个国家深埋在土地中的根。早在上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在思考中国农村凋敝的问题，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疾呼：“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可惜，在梁漱溟之后，中国乡村的“破坏史”又以各种形式延续了近百年，直至新近城市化正在以更加彻底和粗暴的方式吞噬着乡村。最近几年中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大树进城”现象：一些树贩子在各地农村或偷盗或收购大量古树，然而卖到发达地区城市中美化市容或装点某楼盘，其中利润极其可观。这些离开了故土的树木最后很多变成了干柴。当我们行走在城市的绿荫下，也许某一片绿荫正来自某个农村，那里的风景已经因此破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如果说，从前中国乡村的秩序还有扎根乡村、具有深厚文化传承的乡绅阶层维持着，那么，如今在很多农村已经被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体牢牢地控制。土地、煤炭、甚至古树……都成为他们榨取财富的对象。在电影中，树哥在那个被村长和二猪掌控的村子里活得毫无尊严，一声“活着没意思”让人痛心。电影以极度现实的影像笔触刻画着“树”的形象：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游荡着，习惯性叼着烟、伸着懒腰，他善良、质朴、向往美好，但又迷信、懦弱、自私、虚荣，已经被学者们批判了百余年的农民“贫、愚、弱、私”特点仍能在他身上看见踪影。在婚礼火灾之后，树哥突然对自己和生活失去了信心和热情。一直以来，父亲的幽灵对树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尤其当他审视自己的时候。他哥哥就是因为不走正道被父亲失手勒死，暴力教育在农村很常见，其中包含着父辈对农村生活种种不如意的怨恨、对儿辈摆脱这种生活的强烈意愿。对父亲的愧疚，是压垮树的重要因素之一。梁漱溟提出的“乡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教育手段使中国文化之本得以巩固，从而使中国文化复活其自身生命力。”“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实际上，在我们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中，总是试图简单地把农民变成市民，以为只要进城了这种转变就会自然发生，而不考虑两种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不考虑农民自身的现代化（素质的根本改变），不考虑如何让他们在本乡本土实现“现代化”。在电影的结尾处，“失常”了的树哥走在白茫茫的雪地里，背景从农村渐渐地变成了城市，从平房变成了大片公寓楼和烟囱。走向城市之路，对他而言格外冰冷、荒诞。早在20世纪初，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就把19世纪工业化大都会的兴起比喻为西方文明的“冬季”。在斯宾格勒看来，农民和贵族一样都是是“植物性”，深深植根于祖传的土地中，在家系中自行繁殖、培育和被培育。“一切高级的经济生活都是以农民为基础并在农民身上发展起来的。农民本身并不需要以任何基础为前提，它自身就是基础。可以说，它就是种族本身，是植物性的，无历史的。”斯宾格勒说，不久，就有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来与这种生产性的经济对抗，它把生产经济作为对像——作为营养、贡物或掠夺的来源——加以利用。斯宾格勒很早就意识到，现代工业-城市经济形态和“三农”的深刻矛盾，前者自断根基的掠夺性埋藏着自身的深刻危机，可惜他的声音从没被我们认真倾听过。斯宾格勒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设想：人又成为植物，附着在土地上，默默无言，永久不变。无时间的乡村和“永恒的”农民重新出现了，他生儿育女，并把种子埋在大地中。在如今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村庄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越来越多的人来不及洗干净脚上的泥土就被推进了城市。当他们回首时，再也看不见村里那颗树，理不清纷乱记忆，看不清自己的来路，他们真能在城市中为自己找到灵魂的安顿之所吗？没有了故乡的人，也许注定要成为“树先生”那样的游魂，注定成为一棵没有根的树。2011。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