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解说文案_【奥斯卡】漫谈《一次别离》

《一次别离》解说文案_【奥斯卡】漫谈《一次别离》
伊朗| 法国剧情/悬疑电影《一次别离》，于2012年上映，由阿斯哈·法哈蒂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编剧，影片讲述了西敏想离开伊朗，她要带着自己的丈夫纳德和女儿特梅一起离开这个国家。为此，她几乎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是纳德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并不是太愿意离开伊朗，他担心自己走了之后，他那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得不到照顾。出于这个考虑，纳德决定留下来。　　由于纳德的决定让西敏很不爽，她很快就把纳德起诉到法院。她要同自己的丈夫离婚。但是法院驳回了西敏的“无理请求”。离婚不成的西敏离开了家，搬到了自己的父母家。而他们的女儿特梅却决定要和自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并且希望妈妈能很快就回来和自己同住。　　纳德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的没有妻子的困境——因为自己也要工作，所以他没有时间照顾父亲，而且分身乏术。无奈之下，他只有雇佣了一个叫做瑞茨的年轻的女钟点工照顾父亲。这个女人是个孕妇，而且她出来工作并没有得到自己丈夫的同意。有一天，当纳德回到家，他不仅发现自己父亲一个人在家，而且还发现老父亲被捆在了桌子上。等到瑞茨回来，纳德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紧接着，愤怒了纳德做出了极端的事情，把事情引向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毁掉了纳德的下半生，而且也毁掉了他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追求艺术表达的各大国际电影节某程度上持续抗衡着梦幻好莱坞，它们包容着因艺术性或实验性较强而不受发行市场青睐的电影，不遗余力地为独立电影宣传、构建发行关系网。尽管如此，全球关注的奥斯卡作为一个理想的宣传平台对非美国电影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是打进北美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重要跳板，每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自然就汇聚了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精品电影前来竞争。与其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评选标准与其他针对美国本土电影设定的奖项的评选标准不同，不如说其他国家的民族电影呈现出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艺术特征或人文主题，自这个奖项设立以来，无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等国际电影潮流与运动的作品，或是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与经典叙事截然不同的意识流电影，都曾获得认可。从这个角度上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何尝不是一种在电影工业环境下对电影艺术性的关注，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对海外文化和国际态势的重视与吸收。法国新浪潮可谓开启了全球电影的新浪潮之旅，范围涉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与地区。七十年代开始的“伊朗新电影”让伊朗电影获得了广泛的世界关注，在此期间，伊朗电影逐渐建立起以孩子视角呈现底层人民生活的特点，人道主义的创作倾向既利于筹集拍摄资金，也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可，就连与伊朗有着复杂政治关系的美国，其电影市场也逐渐接纳伊朗电影。2012年，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获得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也是伊朗电影第一次通过取得奥斯卡殊荣站在了国际视野。伊朗新电影建立起以孩子视角呈现底层人民生活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彼时伊朗国内的政治格局与管理制度不允许电影触碰宗教与政治等雷区，电影创作者聚焦生活既是外部环境给予的有限选择，也是电影艺术具有的本能倾向，而当时伊朗贫困、混乱的国情冥冥中使伊朗电影获得了非凡的现实意义。然而，即使只是单纯地再现真实生活，真实生活中的种种窘境与苦难对敏感的政府而言也可能成为威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恰恰是在避免与政府针锋相对，而是站在最纯粹与弱小的位置寻求外界的同情心，无论是电影故事本身还是外在创作气候，这样的处理都在以情动人。《一次别离》仍然以小孩为中心，且处理手法多元。首先是Somayeh的视点镜头，叙事意义不大，对象有时不过是一个新鲜环境或人物，一瞥而过，对故事的发展毫无影响，这也符合Somayeh作为一个几岁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性格特点。其次，本片把孩子设置成为片中主要成人角色都在极力保护的对象，他们的行为动机都出于以孩子为中心，不管是Simin与Nader的移民分歧及其延伸出来的离婚争执、还是帮佣Razieh一家对Nader的坚定控诉与Razieh后来的犹疑不决、甚至是Nader对原则的放弃和对潜规则的妥协，一切推动情节发展的行为都围绕着片中的孩子。第三是Termeh的视角，作为一个世界观正逐步构建的少年儿童，不同于Somayeh的天真懵懂，她俨然有了比前者成熟的是非价值观，知道真相与谎言的区别，更体会到因说谎而受到的自我谴责，通过她的视角，观众看到亲人之间的情感变迁，也看到成人世界的虚假与浑浊。也正是因为本片用孩子懵懂的世界观构建起这个银幕世界，观众所感受到的是真实与纯粹的再现，而不是创作者对特定问题激烈的主观批判。这些深入到文本与思想层面的处理才是本片在“以小孩为中心”的特点上所体现出的进阶。很难说《一次别离》想要针对什么国情或现实，即便它涉及了宗教、涉及了移民、涉及了贫穷、涉及了法律，但影片以Simin与Nader的移民分歧及离婚争执作为第一个戏剧冲突，林林总总过后最终也不过停留在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一对分隔两旁等待“宣判”的夫妇。因此，我更倾向于它在讲述两个从地位到观念都截然不同的家庭关系如何同样流散于理解、沟通、信任与坦诚的不足，无关贫富差距，也无关信仰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