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凯恩》解说文案_娱乐至死
美国剧情/悬疑电影《公民凯恩》,于1941年上映,由奥逊·威尔斯导演,赫尔曼·J·曼凯维奇 奥逊·威尔斯 编剧,影片讲述了“玫瑰花蕾。”公民凯恩临终前给全世界开了一个玩笑。所有人都相信,“玫瑰花蕾”这个字眼背后一定掩埋着一段秘密。为了满足读者的窥视欲,记者汤姆逊走访了凯恩身后的每一位亲友,竭力要拉开一直掩盖着真相的窗帘。帷幕拉开了。凯恩的一生在每个人的心灵舞台上复活。每个人都那么苍老、疲惫,为生活奋斗挣扎了那么一大圈,最后都是空的。看到凯恩飘雪的童年,他的奋斗,他开创出崭新的报纸风格,结婚、生子,享受成功和财富。他野心勃勃,却在政治上猛栽了一个跟斗,两次婚姻都很失败。一个人就那么颓败了,像豪华的仙都娜庄园一样地颓败了。凯恩,一个奋斗了一生的成功人士。在他垂死的嘴唇上,轻轻说出来的那个字眼,像是来不及开放的花朵,仍然紧裹着自己的秘密。在片中,当他初遇苏珊时,功成名就的他表示“要去寻找童年”。正是那一刻,他有点伤感地说着墙上的影子:“不,是玫瑰花蕾。”管家提供了索价1000美元的线索:当凯恩攥着那个飘雪的水晶球时,再度吐露了这个字眼。究竟什么是玫瑰花蕾?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是初恋的定情信物?一件得不到的东西?还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 当记者得出结论“什么也不是”之后,我们看到,在烈焰熊熊的壁炉中,凯恩童年时的滑雪板被扔了进去。火焰舔掉了滑雪板上的经年积尘,渐渐地露出了这四个字:“玫瑰花蕾。”再也没有人关心真相了。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想到的东西。每个人还要忙碌自己的生活。只有我,心里一刹那被击痛了。“玫瑰花蕾”原来是滑雪板的名字!大火很快舔掉了这个字眼,舔掉了滑雪板,一切烧成了灰,化作烟尘。查理·弗斯特·凯恩死了,无论他有过怎样的辉煌,其结局仍然跟所有的人一样。。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些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娱乐至死》一书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可能成为现实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使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看电影《公民凯恩》时不自觉的就想到了这本书、这段话。对于这部影史之最,我不打算做过多的评价,因为试图评论这部电影的文章太多太多,《认识电影》一书甚至还给了它一个完整的章节,但经典确实是经典,走过时间的沉淀依然熠熠生辉。 影片中,查尔斯凯恩和第一任妻子艾米丽在早餐时的一段对话为 艾米丽:人们会想…… 查尔斯:(打断她)我让他们怎么想,他们就会怎么想! 此时出现在奥森威尔斯脸上的表情是目空一切、是不可一世。 查尔斯凯恩一角是否隐射当年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早已不再那么重要,这个时代里的世界报业大亨默多克苦心经营的“传媒帝国”因窃听门事件也大有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历史一次次证明了新闻媒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越来越重,潜移默化的左右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信息化时代,资讯的获得少了时间地域的限制,种类越来越繁多,一如赫胥黎所预言的,充满感官刺激、欲望,无规则更无底线。微博卖完红枣卖西瓜,卖完香蕉卖土豆,忙得不亦乐乎。因为达芬奇,郭美美只火了两个星期;因为赖昌星,达芬奇只火了一个星期;因为动车,赖昌星只火了半天。凡客体、淘宝体、撑腰体。迷失于这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没有勇气做个坏人,也没有勇气做个好人,不愿独善其身没能力兼济天下,被动冷漠。在一个言论未必自由,看到的未必真实,真实的未必能看到的国度里,悲剧的发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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