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救国还是救天下

《大明劫》解说文案_《大明劫》：救国还是救天下
中国剧情/古装电影《大明劫》，于2013年上映，由王竞导演，谢晓东 周荣扬编剧，影片讲述了1642年，农民起义军头领李自成包围了开封城，朝内此时已无大将可用，多疑的崇祯帝不得不将饶勇善战桀骜不驯的明末名将孙传庭从狱中释放。受小人陷害已入冤狱三年的孙传庭已完全不知外面的世界，向崇祯夸口只需精兵五千便可剿灭李自成，喜出望外的崇祯命其即刻赶往潼关点兵，去解开封之围，同时密令孙传庭干掉拥兵自重的陕西总兵贺人龙。　　自崇祯即位以来，连续性的北旱南涝造成全国性的大灾荒，瘟疫流行，饿死病死的人横尸路边荒野之中不计其数，仅苏州一地人口即由23万户锐减至5万户。苏州吴江县中医吴又可在实际治疗病人过程中发现传统中医理论对于瘟疫束手无措，立志寻找瘟疫发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遂朔流民逆向而动，意在找到该病的发源地。1642年，吴又可来到了潼关。　　踌躇满志的孙传庭在设计斩杀了贺人龙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缺兵少将、枪锈炮的局面。明朝兵制为世袭屯兵制，长达200多年的和平，使得大量屯田被土豪恶绅据为己有，军官长期吃空饷使得实际兵员不到在册数的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瘟疫使得现有军兵大幅减员。面对李自成百万大军，孙传庭自知毫无胜算，上奏崇祯请求增兵支援。天性多疑的崇祯怀疑孙传庭借故拖延，连发圣旨命其速出潼关剿灭李自成以解开封之为围。当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按照官制孙传庭并无权利向他们强力追讨以往偷逃的税款以充军饷，而没有军饷又如何募兵制造武器？孙传庭几临绝境……　　几乎同时，可怕的瘟疫在军营中开始蔓延，朔病寻源的吴又可来到军中。他向孙传庭和其老师赵川解释说，这是由一种无形无色无味的疠气，经口鼻传染的温病，决不是传统认为的普通受寒发热，不可按经方治疗。孙传庭及赵川不听吴又可的良言忠告并视其为骗子，面对纷纷病倒的兵士仍然按照张仲景的经典之作《伤寒论》施治，其结果是轻者加重，重者身亡，疫情完全失控，每天死亡军兵人数的报告让孙传庭的神经几近崩溃，不得已，孙传庭命人请回了吴又可……崇祯失去了最后的耐心，给孙传庭下了最后的通牒。万般无奈之下，孙传庭率队出潼关追剿李自成，为了确保胜利，孙传庭邀请吴又可随他一起出征，以防吴又可被李自成抓去为起义军治病，但见吴又可去意已决，孙传庭便密令人将其斩杀。　　吴又可已料到命将不保，连夜逃走……　　孙传庭战死，1642年底吴又可写出传世之作《瘟疫论》，1644年明朝亡。　　《瘟疫论》奠定了传染病治疗与控制的中医理论基础，它作为《伤寒论》的补充，至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2003年非典时期，新加坡一位医生给中国卫生部发来传真，告知《瘟疫论》中的一个经方“达源饮”治疗非典有奇效。。
明亡清兴，不少汉族知识分子迅速改弦更张，忙不迭的剃头入了满清的仕，顾炎武观此危局，在《日知录》里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对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不少后世学者都从中嗅出了启蒙思想的气息。但孙传庭没想过启蒙，吴又可也没想过，这两个《大明劫》里的主人公，一个是明王朝派到潼关前线稳定战局的“救火队员”，另一个是误打误撞进了孙传庭军营治疗瘟疫的“赤脚游医”，李鸿章生前曾慨叹自己不过是大清国的“裱糊匠”，这前朝的孙传庭和吴又可又何尝不是？国之将亡，其民也哀，潼关战局吃紧，未想到瘟疫又至，孙传庭“裱糊”大明王朝的疾患沉疴，吴又可“裱糊”大明子民的衰弱病躯，两个“裱糊匠”，一曲末世歌。 从商业片的角度来看，《大明劫》显然不合格，故事过于沉重，又没有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压阵（我第一次知道孙传庭和吴又可的名字），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不符合商业片大而化之的传播规则。再者，《大明劫》里缺少直截了当的爱情、亲情等儿女情长的描摹，孙传庭、吴又可两位“好基友”之间主要传递的是关于国家大义的情怀——在宏大的叙事主题下，个体情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免让观众的代入感打了几分折扣。此外，整部影片的叙事孙传庭整饬吏治、厉马秣兵一条线，吴又可用中医妙方治疗瘟疫一条线，两条叙事线索都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高潮，普通观众看这种古装战争题材的影片，要的就是千军万马雷霆万钧的大场面，结果功夫都在战场外，岂不是跟中医一样，小火慢煎才能见药效？观众们到电影院不是买药的，他们买的主要是垃圾可乐——只要喝起来过瘾就好，当然，也不是说商业片就是垃圾，做得好的商业片，还是可以娱乐与内涵兼得，遗憾的是，《大明劫》没有做到。导演王竞是电影学院的教授，知识分子趣味十足，某种意义上说，《大明劫》与此前他执导的《无形杀》《我是植物人》一样，都是有点主题先行，从中阐释过度阐释出的社会思想意义远远大于电影本身的观赏性。戴立忍和冯远征两位演员的表演都很出色，冯远征的演技自不消说，戴立忍虽来自台湾，但在一众大陆演员的包围中并不显突兀，他塑造的晚明大将孙传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杀贪官，打豪绅，灭了一个后面还有一串，体制坏了，人心散了，怕是天王老子也救不回。国民党败退大陆之前，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蒋介石在中央毙贪腐，又怎么样？可见历史一再重演，不是孤证。顾炎武在区分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后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按顾炎武的说法，政权的更迭并不可怕，无非是统治集团换一拨人而已；但“天下”国族的存续，则是每一个“匹夫”的职责。大明朝风雨飘摇并不足惧，可怖的是“仁义充塞”，每一个“匹夫”都麻木不仁，充当主子的奴才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传庭想救大明这个国，吴又可施治的则是每一个具体的“匹夫”。可惜的是，孙传庭救不了国，吴又可也救不了天下——鲁迅说完“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后，便弃医从了文。救天下末世之难，难的是收拾人心。（南方周末网专稿，转载请注明：http://www.infzm.com/content/95685）